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刘勰的《文心雕龙》可以说是一部空前绝后的著作。它总结了自上古至南齐以前中国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丰富经验，其论述之全面，体系之完整，不仅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首屈一指，而且在世界文学理论宝库中，也占有崇高的地位。正如鲁迅先生所说：“东则有刘彦和之《文心》，西则有亚理士多德之《诗学》，解析神质，包举洪纤，开源发流，为世楷式……。”①历代文人学者都给予《文心雕龙》以很高的评价。清代学者章学诚曾赞扬《文心雕龙》“体大而思精”“笼罩群言”(《文史通义·诗话篇》)。“五四”以来至解放后，《文心雕龙》研究更是日趋壮大，出现了许多用新的学术观点和方法研究《文心雕龙》的论文和著作。到今天，《文心雕龙》研究已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号称“龙学”。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学者也对《文心雕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早在一千四百多年前，我国文学批评就产生了这样辉煌的著作，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

一、刘勰的生平事迹：

《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字彦和，生卒年不详。范文澜《文心雕龙注》认为刘勰大约生于刘宋泰始初年(公元465年)，卒于梁普通元、二年间(公元520-521年)。这是关于刘勰生卒年代最有影响的说法。近年来有学者根据一些佛教文献的记载，推测刘勰可能卒于梁中大通四年(公元532年)，甚至是梁大同四、五年，但学术界对此尚有争议。

刘勰原籍东莞莒县(今山东莒县)，但西晋末年永嘉(晋怀帝年号)之乱(公元312年)时，其家族已南迁至京口(今江苏镇江)。关于刘勰的阶级出身，目前学术界也有不同意见。有人认为他出身于没落士族，也有人认为他出身庶族。刘勰的祖父刘灵真是宋司空刘秀之的族弟，父亲刘尚作过越骑校尉，是个地位不高的武官。刘勰幼年丧父，家境贫寒但笃志好学。他曾跟随南京定林寺一个名叫僧佑的和尚学习，达十多年。僧佑是当时著名的高僧，南齐武帝永明年间奉敕入吴，宣讲佛法，并在定林寺建造经藏，广泛搜集和整理佛教的典籍。刘勰就是在这时一面随僧佑学习，一面参加检校经卷的实际工作。名师的指点，定林寺里丰富的藏书，加上刘勰本人的刻苦学习与钻研，使他博通佛教经论，同时兼通儒学与文学，这就为他写作《文心雕龙》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刘勰一生写过不少阐扬佛理的文章，据说当时“京师寺塔及名僧碑志”，很多都出自刘勰之手。可惜他这方面的作品多已散佚，现存仅有《灭惑论》和《梁建安王造剡山石城寺石像碑》两篇。而使刘勰青史留名的，则是他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写成的《文心雕龙》。

刘勰写作《文心雕龙》的时间，一般认为是在齐末，此时他大约三十多岁。入梁后， 又对该书作了局部的修订，如在《时序》篇增加了“今圣历方兴”一段文字，并对梁武帝萧衍的名字加以避讳(《文心》书中凡该用“衍”字的地方皆不用)等。公元502年，梁武帝萧衍代齐自立，改年号天监。他登基后不久，为网罗人才，巩固统治，曾下诏求贤曰∶“可分遣内侍，周省四方，观政听谣，访贤举滞——若怀宝迷邦，蕴奇待价，蓄响藏真，不求闻达，并依名腾奏，罔或遗隐。”(《梁书》卷二)大约就是在这时，刘勰看到自己仕进的机会来了，便将《文心雕龙》献予梁武帝的宠臣、大文学家沈约，以此作为自己进身的阶梯。

大约正是由于沈约的举荐，刘勰在天监初年被聘为奉朝请。这是个有名无位的虚衔，但它使刘勰有了作官的资格。以后刘勰历任中军将军临川王萧宏的记室、车骑仓曹参军、太末县令、仁威将军南康王萧绩的记室兼东宫通事舍人等。本传记载刘勰任太末县令时“政有清绩”，但具体有哪些事迹，现已无从查考。大约在天监十八年前后，刘勰上表建议二郊的献祭应与七庙一样改为蔬菜瓜果。这话迎合了笃信佛教的梁武帝的心意，加封刘勰为太子属下的步兵校尉，但仍兼东宫通事舍人。故史称刘勰为“刘舍人”。

天监十七年(公元518年)五月，刘勰的老师僧佑逝世，定林寺里收藏的大量经卷需要有人整理编撰。大约在梁武帝普通元年(公元520年)，萧衍敕命刘勰与一个叫慧震的和尚一起到定林寺编撰经书。这项工作大约进行了两三年，完成后，刘勰便启奏皇上请求出家，并先烧去自己的鬓发以表示决心。梁武帝批准了他的请求，于是刘勰就在寺里改变了服装，并起法名慧地。又过了不到一年，他就在定林寺里孤寂地去世了。

二、刘勰写作《文心雕龙》的动机：

刘勰一生在历史上最重要的贡献就是他所著的《文心雕龙》。刘勰写作《文心雕龙》的动机，用他自己在全书总序《序志》篇中的表述来说，那就是救弊、补偏和立身扬名。首先，刘勰写作《文心雕龙》有其现实的针对性，那就是要矫正六朝时代江南的文风。隋代李锷在《上隋高帝革文华书》中曾对江南文风作过如下的描述：“江左齐梁，其弊弥甚。贵贱贤愚，唯务吟咏。遂复遗理存异，寻虚逐微，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这种文风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内容空洞，缺乏真情实感。如刘勰在《文心雕龙·情采》篇中所谓：“繁采寡情”、“体情之制日疏，逐文之篇愈盛”；二是在形式上竭力追求新奇，如《文心雕龙·定势》篇所说：“近代辞人，率好诡巧，……厌黩旧式，故穿凿取新 。”三是缺乏“风骨”，即缺少昂扬雄健的气势。恰如《风骨》篇所批评的“若丰藻克赡，风骨不飞，则振采失鲜，负声无力”。刘勰对这种文风是极为不满的，认为它违背了文章为封建政治、封建国家服务的根本宗旨。他在《序志》篇中说：“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五礼资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而他当时的文章却“去圣久远，文体解散，辞人爱奇，言贵浮诡，饰羽尚画，文繍鞶帨”，终将导致“离本弥甚，将遂讹滥”。为了挽救时弊，所以他“搦笔和墨，乃始论文。”

其次，刘勰写作《文心雕龙》的目的，是要补前人文论之偏缺。魏晋六朝是文学批评空前繁荣的时代。《文心雕龙·序志》篇说：“详观近代之论文者多矣。”仅就史有记载，且比较重要的而言，刘勰之前出现的文论著作就有曹丕的《典论·论文》、陆机的《文赋》、挚虞的《文章流别论》、李充的《翰林论》等。此外，《序志》篇还提到曹植的《与杨德祖书》和应瑒的《文质论》。这些著作的出现，为刘勰写作《文心雕龙》开辟了道路，也给刘勰提出了新的课题。在刘勰看来，这些著作都是“各照隅隙，鲜观衢路”，只看到一角一隅，很少能全面地看问题，更不能作探本寻源的考察，即“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因此他觉得自己有责任来总结历代创作的经验，纠正前代文学批评著作的不足。

其三，刘勰写作《文心雕龙》是为了立身扬名。魏晋六朝社会政治经济的变革以及由此引起的社会心理和文化思潮的变化，在许多文人心中唤起了人的自觉。也就是在传统观念和信仰标准被怀疑和否定的条件下，人对自身命运和价值的重新发现、把握和追求。早在曹丕的《典论.论文》中就已喊出了“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时代强音。刘勰在《序志》篇中更自我表白说：“形同草木之脆，名逾金石之坚，是以君子处世，树德建言，岂好辩哉?不得已也！”为了追求不朽的名声，所以他要著书立说。而著书立说，在刘勰看来最有意义的莫过于祖述儒家经典，即所谓“敷赞圣旨，莫若注经”。但这方面的工作，前人已有很大的成就，用刘勰的话来说，就是“马郑诸儒，弘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于是他要选择一个前人尚未深入开掘的领域，那就是论文。

三、《文心雕龙》全书概况：

《文心雕龙》是一部用骈体文写成的广义文章学理论著作，其论述范围涉及刘勰当时所能见到的各种文体，即所谓“论文叙笔，囿别区分”。但其论述的重点，又明显偏重于“以雕缛成体”的美文学。《文心雕龙》一书的书名，按照刘勰本人在《序志》篇中的解释：“夫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以及“古来文章，以雕缛成体”，可知其意思是说：“写作象雕刻龙纹一样美丽的文章所运用的心思。”全书共五十篇，约两万余字。按刘勰自己的划分，分为上下两篇(编)。上编二十五篇，以文体论为主；下编二十四篇，以创作论和修辞学为主，兼及批评论和文学发展史。最后一篇《自序》为作者自序，所以实际谈论文学理论问题的是四十九篇。故《序志》云：“其为文用，四十九篇而已。”

根据刘勰在《序志》篇里的说明，《文心雕龙》开头的《原道》、《征圣》、《宗经》、《正纬》、《辨骚》五篇是“文之枢纽”。所谓“枢纽”，是关系到全书的一些关键性问题，表明了作者的基本文学思想。从《明诗》至《书记》二十篇是文体论。刘勰在这一部分本着“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的原则，系统论述了各体文章的性质、历史发展和写作要点，既是文体风格与写作论，也可以看作是简要的分体文学史。下编二十四篇是在广泛研究各体作品及大量作家创作经验的基础上，总结归纳出一些基本的文学理论问题。其中自《神思》至《总术》十九篇，再加上《物色》共二十篇，讨论了有关创作的各方面问题：从创作构思、艺术风格、继承革新、内容与形式的关系等重大原则问题到具体的写作方法，可谓“苞举洪纤”、纲目并举。《时序》、《才略》两篇是文学史和作家论，扼要评述了历代文学发展概况和著名作家的特点与风格。《知音》和《程器》两篇，则讨论了文学批评方面的重要问题。全书最后一篇《序志》介绍了作者写作本书的动机、宗旨和全书结构。书中各部分有着较强的内在逻辑性，比较完整地表达了作者对某个方面文学问题的意见。同时各部分内容又彼此呼应和配合，构成一个相当严密的体系。

【注释】

①鲁迅佚文《诗论题记》，载西北大学《鲁迅研究年刊》1974年创刊号。第3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