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秋夜，冯成金带着5块钱的菜到隔壁黄海连家喝酒。因为儿子，他的家被掏空了，过节能买上五块钱的猪肝炒一炒，他已经很知足了。

虽然今天是过节，但两位老人的脸上，却看不到一丝欢乐的气氛。之所以两人要聚在一起喝几杯，是因为家里实在是太冷清了。因为他们的儿子同样都在监狱服刑。

冯成金和黄海连都是广西天等县一个叫温江的村子里的村民。这个村不大，但却有100多名青壮年被抓。冯成金和黄海连的儿子，一个判了死缓，另一个判无期。

“温江村的噩梦”

温江村地处偏僻，土地贫瘠。村民们除了在土里刨食之外，只能去邻县的一些小锰矿打工，冒着生命的危险换取三四十元的收入。但就是这一天三四十块钱的工作，竞争也很激烈，想去的人很多，难免有时会因为争夺打工的机会而发生打群架的事件。

所以温江村的年轻人都不想在家乡呆着，纷纷背井离乡外出打工。

冯成金的儿子阿星，也是村里外出打工的年轻人之一。2005年7月，在广东一家工厂打工的阿星，由于和主管发生矛盾，一怒之下用刀砍死了主管，逃到了深圳。尔后阿星打电话给父亲告诉了此事，在父亲的请求下，阿星向警方自首，最终被判了死缓。

阿星并不是村里唯一坐牢的孩子。央视曾经报道，广西温江村年轻人的坐牢率远超全国其他地区，令人感到恐惧与担忧这个现象也被称为“温江村的噩梦”。

温江村是一个只有3000多人的小山村，却有上百人流窜在全国，采用砍手、砍脚等手段进行抢劫，深圳人称其为"砍手党"。

阿星在逃亡深圳的那几天，正是身为"砍手党"的老乡收留了他，并动员他一起干。要不是父亲冯成金在电话里哭着求儿子，也许阿星会成为一名新的"砍手党"成员，彻底失去活命的机会。

黄海连家的儿子，也是一名"砍手党"。一开始小黄进了深圳的一家工厂打工，一天干12 小时，收入只有300块钱。这个时候，他还没有准备去抢劫。但最终小黄还是逃不过"宿命"。在几个老乡的怂恿下，小黄走上了不归路，最终被判了15年。

阿星和小黄的命运，也是温江村很多年轻人的宿命。

小黄第一次抢劫，是在一天深夜。那天，他和三个老乡一起在街上转悠，看到了深夜下班回家的一个女子。他们跟踪这位女子到了一个巷子里，三个老乡冲了上去，想抢女子的挎包。

这名女子反应很快，发现有人抢包，本能地用手护住包，并开始大声呼救。小黄的一名老乡二话不说，上去对着她的手就是一刀，直接把她的手砍掉，然后捡起掉在地上的包就跑。

那一瞬间，女子还没有意识到疼痛，甚至还追了几步，然后才感觉到巨痛，接着就倒在了路边。

几天后，又一对夫妻深夜下班回家，小黄和三名老乡又拦住了他们的去路。这一次，小黄用马砍断了那位妻子的手，几个人撒腿就跑。丈夫一时还没有反应过来，正准备追，却听到妻子正撕心裂肺喊：“别追了，我的手被砍掉了！”

这起案件发生半个月后，小黄和他的几位老乡被警方抓住了。警察打量着18岁的小黄，发现这个青年身材瘦小，非常内向，都不敢相信就是他砍断了别人的手。当警察询问小黄为什么要干这个事时，小黄却轻飘飘地说：“我们村抢劫的人多了去了，我还算是迟的。”

在温江村被判刑的100 多名“砍手党”中，大部分人都只是小学毕业，一般读到12、3岁就辍学了。在温江村，“读书无用论”很有市场，因为大家都认为这是个“拼爹”的社会，农村青年向上流动的路径早已被堵死。

文化不高，加之生理上、心理上还未完全成熟，缺乏基本的法律意识和自律能力，这些年轻人极易受到诱惑，走向犯罪。

对于贫穷的温江村人来，打工几乎成了青年人挣钱唯一的途径。可因为文化低，缺乏竞争力，他们只能在城市中找那种工资最低，而且很难获得某种尊严和尊重的岗位。

温江村的年轻人都会念一个顺口溜：“打工苦，打工累，不如混混黑社会”。结果，“老乡见老乡”就走上黑道，“老乡带老乡”就带上了抢劫之道。

温江村的抢劫史

阿星杀人事件在曾经引起过广泛关注，在他被判刑后，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副教授靳高风作为年轻人群体犯罪现象研究专家，曾对阿星进行过采访。

阿星告诉靳教授，自己每天工作12个小时，只能挣千把块钱；而他同村的表叔阿显在深圳做“砍手党”挣到了大钱，还回家盖起了楼房，这让他羡慕不已。所以就开始动心了。靳教授问阿星，知不知道那是违法的行为？阿星回答：我也不太清楚，就是比较崇拜他们。

阿星至今记得，那年表叔阿显开小车回村，在村里引起的轰动。当时他就感觉，自己打工一年到头，连个摩托车都买不起，人家抢一下就搞定了，实在是太容易了。

阿显是村里最早带头抢劫，也是最早被抓的人之一，因为抢劫和故意伤害罪，他被判了无期徒刑。但在这之前，他是村里人人羡慕的“百万富翁”，是像阿星这么大年轻人崇拜的偶像。

温江村的抢劫历史，要从一个叫赵民显的人说起。

在天等县警方的眼里，赵民显算得上是温江村的“匪帮教父”，给温江村年轻人开了个坏头，“后来温江村年轻人抢劫成风，都是跟他学坏的。”

赵民显家里很穷，从小内向，小学都没读完。他十五岁时，父亲带着他去采石头赚钱。在一次爆破作业中，石头压死了两个雇工，法院判决赵家向受害者赔偿6万元。赵家哪里赔得起？于是全家都跑到广东去打工。

刚到厂里打工时，赵民显每天努力工作，最大的愿望是挣点钱回老家，把欠的债还上，然后在老家盖间房，娶个媳妇。所以尽管工作很苦，收入很低，他还是坚持着，把挣的每一分钱都存下来。

但是有一次，赵民显实在是太累了，在工作时睡着了，导致了一批产品不合格。厂里毫不犹豫地辞退了他。他失业了。

赵民显随后找过很多工作，但都没有干长久。后来有一次，他在大街上露宿时，身份证丢了。刚好遇上警察盘查，没有合法证件的他，被当成“盲流”送进了收容所。

在收容所，赵民显遇上了“贵人”——当地治安队长钟哥。他并不知道，这个治安队长还有一个身份：当地的黑老大。

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原因，钟哥看上了赵民显，将他捞了出来，给自己当了“小弟”。赵民显又把自己的大舅子杨成康介绍进了这个黑势力团伙，两人一起开始了跟着钟哥打打杀杀的日子。

一年后，钟哥因为一起故意伤害案被警方逮捕，判了重刑。赵民显于是开始自己拉起了队伍。他把目光放在了自己的老家温江村的年轻人身上，以介绍工作、共同发财为名，拉起了一支队伍，号称“上映帮”。

“上映帮”依靠几次火拼获得的“胜利”，垄断了长途汽车站一带收取“保护费”的“业务”，又在这一地区开起了赌场和洗浴中心，还兼职抢劫，很快聚集了大量财富。

2001年春节，赵民显开着一部进口轿车“衣锦还乡”，在温江村引起了轰动。在那个连摩托车都是奢侈品的地方，一辆进口高级轿车带来的示范作用，无异于在村口栽了根摇钱树。

那个春节，赵民显的门槛都被村里人踏破了。所有上门的人只有一个目的，请“阿显”把自己家的孩子带出去发财。

2002年，赵民显带着“上映帮”和其他黑势力团伙火拼，在当地引起了轰动，警方也随即雷霆出击，将赵民显捉拿归案。数月后，赵民显和他的大舅子杨成康被判无期徒刑，去了他们该去的地方。

可悲的是，杨成康并不怪将他拉到“上映帮”的赵民显。在看守所里，面对记者的采访，杨成康说：“以前我和赵民显打工、失业时，过得是猪狗不如的生活。后来加入了黑社会，才算找到尊严。”

警方的抓捕并没有完全震摄住温江村的青年，一批又一批的年轻人步入了赵民显的后尘。赵民显对此的解释是：“我们村太穷，大家没文化没技术，只靠种田、打工会穷死。去挖矿又可能被压死。挖矿也是死，抢劫也是死，那宁可去抢劫。”

随着警方连续打击，温江村的抢劫风气在2005年之后得到了扭转。但温江村的周边，又涌现了其他“砍手党村”。在2005年－2010年间，与温江村邻近的连加村有百余名年轻人因在广东抢劫而被判刑，其中有两人被判死刑。

用赵民显的话来说，“在我们那里，抢就像风俗一样。”

“砍手党”回归社会之路

法律专家们也曾对温江村“砍手党”现象进行过研究，他们一致认为，导致这一现象的根源是教育。温江村的罪犯大部分是文盲，没有法制意识。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被抓后才开始实在高墙内边服刑边学习。绝大多数人经过改造，都会写信告诫家人：不管生活有多艰辛，一定要让孩子上学，完成学业。这是他们经过惨痛教训后肺腑之言。

时隔多年，很多前“砍手党”已陆续回归社会。经过数年牢狱生活的改造，他们大都表示不愿再走老路，想重新开始人生。只是，他们回归社会之路并不平坦。

阿德也是一名曾经的“砍手党”。蹲了七八年大狱后，他回到了家乡。

阿德记得，当17岁的他跟随赵民显踏入广东后，得到的工作是帮赵民显看“老虎机”。这个工作，让他每个月有三四千块钱的进账。相比那些在厂里累死累活才挣一两千的人，他很满意。所以他尽心尽力地维护着这个赌场，并数次在与其他黑帮的争斗中冲在最前面。

2005年5月16日，阿德因以抢劫罪被判刑10年，2013年减刑出狱。在他等待判决的时候，他的儿子出生了。

入狱服刑的阿德，最牵挂的是自己从没见过面的儿子。狱方察觉了他的心愿，在阿德入狱三年后，安排了他的妻子带着儿子来探监，这让阿德十分感激。经过监狱的教育和改造，阿德说自己铁了心再也不会犯法了。

这次探监后，阿德表现得更加积极。除了劳动分拿得最多之外，他还主动报名参加监狱的文化学习。

因在表现良好， 2013年阿德被提前释放。阿德至今记得一家人相见时，相拥而泣的情景。儿子认不得他，不让他抱，妻子则默默流泪。阿德说，老婆一边打工一边抚养小孩，等了我9年，我出来还不学好，对得起老婆吗？

阿德出狱后，在当地政府的关心和帮助下，办起了养殖场。他说再也不去广东了，要在家陪着老婆儿子，哪怕再苦也不怕。

阿德的脸上有一道刀疤，那是他当年当“砍手党”时留下的纪念。阿德说，等自己赚了钱，就去整容，他不想在身上留下任何一个“砍手党”时的印记。

29岁的小李也是一名曾经的“砍手党”，出狱后他最大的烦恼是找不到女朋友。

在梦中，小李无数次梦见自己找了个美丽温柔的女朋友，可是当女友得知他的过去时，都会离他而去。小李也会在这个时候惊醒，醒来后一身冷汗。

出狱后，小李去了浙江打工，他说不想再去广东那个伤心的地方，只想好好挣钱，在浙江能找到一个女人，哪怕离过婚的都行。

小李对自己的过去表示很惭愧，不过现在他也看开了：“都过去了，也不想多提，好好过现在的生活就好，没病没灾就好。”

对“温江村现象”，当地党委、政府也十分重视。近年来，天等县公安机关始终坚持严 打各类犯罪与防范压降案件并举，开展“创平安 促和谐”创 建活动，取得了明显成效。 2020年，天等县公安局受理治安案件 619 起，查处 619起，处理违法人员 718 人，治安案件受理数同比上一年下降 30%；立刑事案件 413 起，破获各类刑事案件 327 起，发案数比去年同比下降 15%，刑事拘留 110 人,逮捕108 人，拘留和逮捕人数比去年同比下降20%，全年全县无一起命案发生，连续9年实现命案全破。

为了温江村的孩子们，特别是犯罪家庭的孩子们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党委、政府和社会各界纷纷伸出援手，帮扶这些可怜的孩子们。每年“六一”儿童节，当地都要组织各种慰问活动，给孩子们送去慰问金，鼓励孩子们要勤奋学习，努力克服眼前的困难，以积极的心态去面对生活，用知识和智慧去改变命运。

温江村 300 多名留守儿童中，有近百位孩子因父母犯罪入狱而缺少关爱，成为特殊留守儿童。天等县公安局与这些特殊留守儿童群体结成帮扶对象，每月都下村屯看望他们，与他们面对面交流和沟通，还给他们送去各种学习和生活用品，切实解决他们的学习、生活困难，每到生日，民警还买来生日蛋糕为他们过生日，使他们感受到家庭的温暖。

贫穷绝不能成为犯罪的借口。温江村年轻人的迷失，某种程度上也是当下中国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困境的一个极端缩影。新生代农民工在工业化、城市化高歌猛进的当下，回不去也不愿回到乡村，游走在城乡两端，更需要“人生护栏”。然而，社会保障和救济渠道的缺失、城乡文化的冲突、常年被边缘化带来的 道德畸变、贫富差距产生的心理失衡、市民的歧视与都市的诱惑，让“护栏”失修。

相比正常人，这些曾经的“砍手党”很难获得社会上普通人的认可和公平对待。现在他们最希望的，是找到一个能养家糊口的工作，能好好的成个家，能养育下一代。很多有孩子的“砍手党”人，则格外看重对儿女们的教育。

阿德不愿意出去打工，就是怕儿子成为没有人管教的留守儿童。但是温江村小学的教育水平很差，所以阿德计划，等孩子大一点，让老婆带着儿子去天等县城的学校上学，“再怎么也要学点文化。”

阿德多次梦见儿子考上了名牌大学，乡里的领导敲锣打鼓地把大学通知书送到他的家。梦醒后，他总会抚摸熟睡中的儿子，嘴里喃喃地说：“你的人生自己要把握好啊！”